山东省潍坊看守所会见律师咨询诈骗案到看守所会见后咨询(律师会见的保障制度)

今年7月7日，红星新闻以《仲裁期仲裁员与一方代理律师酒店同住——司法文书认定行为违法，仲裁裁决结果被质疑》为题，报道重庆黔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黔程集团）与重庆凯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凯邦公司）工程纠纷仲裁案期间，该案仲裁员谭某某（男）与黔程集团代理律师孙某某（男）的开房记录。开房记录显示，2023年3月至2023年3月，谭某某和孙某某同一时间入住同一酒店达13次，其中3次入住同一房间。13次开房中，包含本案仲裁期间两人3次开房，其中1次入住同一房间。

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商事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仲裁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便成了仲裁制度的关键，《仲裁法》及相关规则对此专门设立了仲裁回避和信息披露制度，其目的在于保障仲裁的公正性、维护仲裁的公信力。而公正的仲裁有赖于仲裁员的秉公办理、不偏不倚。在本案中“仲裁期间仲裁员与一方代理律师酒店同住”的情形，笔者认为违反了仲裁员与律师的回避义务，构成程序违法，仲裁裁决应予撤销。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基于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对于仲裁员的回避与信息披露，《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四种仲裁员应当回避的情形，其中包括第四项“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规定了仲裁员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本案仲裁员谭某某与黔程集团代理律师孙某某的开房记录显示：“谭某某和孙某某同一时间入住同一酒店达13次，其中3次入住同一房间。13次开房中，包含本案仲裁期间两人3次开房，其中1次入住同一房间。”对此，两人的会面可以被定性为《仲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的“私自会见”。本案中谭某某与孙某某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法律预防案件仲裁中可能出现的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目的相悖。

其二，是由仲裁员地位的重要性所决定。仲裁员是仲裁活动的裁判者，因其权威性而被各自当事人寄予充分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言之，其所发挥的作用与仲裁本身同等重要。仲裁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仲裁机构运行机制及其结果的信服力。仲裁公信力对仲裁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是仲裁理念根深蒂固的基础。鉴于仲裁员本身地位的关键性与重要性，谭某某作为仲裁员，应当熟知并自觉遵守其法定义务，尽可能避免当事人对仲裁的独立性、公正性产生怀疑。当发生有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情形时，应当自觉提出回避，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本案中，仲裁员谭某某置身仲裁期，毫不避讳与一方代理人开房见面，显然与仲裁员的义务与仲裁公信力相悖，造成本案另一方当事人（凯邦公司）与公众的信任危机。

其三，是由律师的职业要求所决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做到依法执业、诚信执业、规范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了律师的禁止性行为，其中的第三项提及“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的情形。第四十九条对此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代理律师孙某某私下与仲裁员谭某某多次会面，未恪守律师的回避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的执业受法律与法律职业伦理双重约束。律师在执业中必须遵守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其四，“律师仲裁员”制度有待完善。在本案中，谭某某、孙某某均为该仲裁机构的现任在册仲裁员。在实践操作中，自然会出现律师时而作为仲裁案件代理人出庭，时而又作为仲裁员裁决仲裁案件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在一些仲裁机构中担任仲裁员的律师，又在该机构代理仲裁案件，这种既做“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交叉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进而给仲裁案件的独立公正审理带来挑战，甚至涉及是否违反仲裁法定程序的问题。

对此，《仲裁法》《律师法》未作明确规定。而司法部于2023年发布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称《处罚办法》）中第7.5款作出了全面禁止律师在其任职仲裁员的仲裁机构代理案件的规定，此条款受到业界的广泛热议。

此后，司法部又于2023年发布了《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其中第28.3款亦对律师在其任职仲裁员的仲裁机构代理案件的行为进行了规定。两部办法对同一行为的界定并不相同，这势必会造成在实务操作中的偏差。因此，需要立法机关及司法行政部门及时予以厘清。

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仲裁程序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关键性因素之一。鉴于仲裁员“未披露、未回避”已成为当事人申请撤裁或不予执行的常见事由，无论是仲裁员还是代理人等都应当始终避免使自身处于可能引发争议的境地，真正确保仲裁的公信力。二位当事人应当遵守职业规范、主动提出换房，避免长时间单独接触。但是此处他们并未充分履行回避义务，至于“同住是律协会务组安排的，非二人有意之举”的回应，则无法作为免责事由，也不能成为“不予撤裁”的免死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