趟水会见的律师是谁 律师第一次会见

女主戴手铐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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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论文

从“两法”实施谈律师执业难
__文韬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诉法》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施行。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审议全票通过，同样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施行。
法律颁布一年过去了，生效实施也将近一年。我们看到，相对于今天执法的艰难，当初立法的艰难，难免有些娇情；我们也看到，除不足以影响全局的个案外，整个《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控辩式改革，从总体上看成效腊举不大，甚至是失败的。执业环境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越加险恶和艰难。一九九七年，全国刑事辩护业务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而且这种下降趋势仍在持续。
律师执业的亩升艰难，必将影响到律师的积极性，而律师的消极对抗心理，必然导致律师事业的萎缩，更为严重的是，律师逃避刑辩业务，必然导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舞弊行为会更加肆无忌惮，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举步维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本文试图就律师执业难的具体表现、产生原因及对策作一个粗略的分析，以期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律师处境的关注。
一、律师执业难的具体表现
（一）各有关司法部门、行政职能部门对律师工作不予配合，甚至于百般刁难，使律师常常陷入难堪的境地。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笔者曾受理一起在公安侦察阶段且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抢劫案。第一次与公安机关联系，他们答复：等着，他们联系承办人。第二次去答复：案件已移送检察院。跟踪追到检察院，该院的科长伏案疾书，听到犯罪嫌疑人的名字连头也未抬就说：本案发现有漏罪，要退回补充侦查，不批准会见。过了一段时间又与公安机关联系，答复曰：案件已退到派出所侦查，不能批准会见。再与公安分局联系，答曰：漏罪未侦查清楚，不能会见。过了一段时间又与公安分局联系，好不容易从内勤处领到一张“律师会见申请表”，笔者诚惶诚恐一字不漏填好，盖上律师事务所公章，连同他们所需要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律师会见证、委托书等于次日送到公安分局，心中窃喜，奔忙了数十日终于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谁曾想遭至承办警官劈头盖脸的责备：怎么不早来，案件已移送检察院。满腔的怒火不能发泄，满肚子苦水吐不出来，又追到检察院，用了整整一天，终于获得“同意会见”这四个字。从接受委托起，历时两个月，亲自跑了九趟，终于得到这四个字，真要高呼“谢主隆恩！”
只要这样一个案件就够了，就足以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伤透一个律师的心。律师可以承受辛劳，但律师在当事人三天两头的追问下而又无工作进展时，实在输不起律师的信誉；律师可以忍受清苦，但律师面对各职能部门的冷漠、轻蔑，实在输不起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这样乞讨般的执业环境导致越来越多律师及律师所宣言：未到法院的刑事案件，拒绝接受。甚至有部分律师宣言：拒绝受理刑事案件。
（二）、由于立法的疏漏，造成律师执业艰难。
首先是律师取证难。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规定，辩护律师收集证据材料，需经证人或者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这无疑给律师多设置了一个障碍。
原来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而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这“作证的义务”仅针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而对律师就另当别论，从立法上肯定了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拒绝律师调查的权利，这无疑是立法上历史性的倒退，这使得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更是举步维艰。
其次是律师阅卷难。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轮耐碧证实犯罪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也就是说，公、检、法人员收集的证据，既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包括无罪、罪轻的证据。但律师在公安机关无权阅卷，甚至于无权询问案情；到公诉机关，律师仅能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证据仍然无权查阅。而公诉机关向法院移送的证据，是“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对于不利于指控的证据，即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公诉机关显然不会移送。辩护律师在人民法院查阅得到的，是公诉机关有选择移送的，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那么，试问，对于公安、检察机关有义务收集，而且已经收集在案的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律师如何查阅？事实上，对这部分证据，律师根本不可能查阅，甚至连法院也不可能看到。
原来的《刑诉法》中，虽然律师进入诉讼的时间较晚，但因为能查阅全部卷宗材料，而每一宗案件内几乎都有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律师尚能在这样的夹缝中有所作为。而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律师完全丧失了查阅这方面证据的机会。另一方面，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权调查，而在起诉阶段已时过境迁，且也只能查阅诉讼文书及鉴定材料而无从调查。律师如果真要调查了，倘若这些证人已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询问过，但由于时间久或其它原因，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调查不一致的，律师又撞上了《刑诉法》第三十八条“……引诱证人改变证词……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一巨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义务收集无罪或罪轻证据，而无义务移送，同时律师自行取证又阻力重重，这无疑将律师逼入了死胡同，从而变相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控辩式的审判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在事实、证据、法律等诸多方面进行理性对抗，使中立者法官得到一个正确的评判。而对抗的前提至少是形式上相对的力量均衡。而现实的结果是控方拥有强大的财政支持，有公安、检察等国家机关为取证的后盾，而律师除了三寸不烂之舌外，一无所有，且在法律上还要有种种不公平的限制及立法的疏漏。那里还有丝毫的“力量均衡”， 又怎么可能“对抗”？在不具备这一起码条件的前提下，实行控辩式审判，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三）律师执业风险大。
律师职业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性的职业，不论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领域或其它非诉讼领域，维护一方的利益，必然迁怒另一方，而且维护和迁怒都是公开的、针锋相对的，这就注定了律师道路的崎岖坎坷，就正如胡乔木同志所感悟的“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笔者就曾在为一伤害致死案中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审判结束时遭致被害人亲属多人围攻，幸好在法官的护送下我才得以“仓惶逃窜”，而马海旺律师因代理案件而受伤致残的遭遇便走向了极端。
但这种公民个体对律师的侵害，毕竟是少数，且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相形之下，有关权力机关或操纵有某种权力的人对律师的侵害就普遍得多，复杂得多，无奈得多，其危害性也大得多。
根据《刑诉讼》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也就是说，作为辩护律师对手的公诉机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裁判员。这在逻辑上、理论上都是荒谬的，在这样的境况下，辩护律师除偶尔不得已而“诚惶诚恐”地参与“比赛”外，恐怕就只有“惹不起躲得起”的份了。
二、造成律师执业难的原因。
（一）我国目前对律师执业缺乏具体、实用、可操作的法律保障机制。
应该说，同是司法战线上的公、检、法部门也并无独立的、专门的权利保障机制。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有各种不同的权力，权力本身就是保障权利的一道天然屏障，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极浓的国家。而律师只有权利，而无丝毫的权力。怎样保障律师充分行使权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不仅关系到律师业本身的兴衰存亡，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民主法制的进程。但在这方面，我国法律虽有原则性规定，但至少是苍白无力的。就正如肖扬部长在接受《中国律师》记者采访时，记者问：新《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实施后，律师的维权工作有什么举措？肖扬部长的回答是大体是：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协，发现律师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要迅速上报、积极工作；二是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争取他们对律师工作更多的支持，依法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务；三是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妥善解决律师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客观公正的讲，司法行政机关除了这样一些协调工作外，又能做什么呢？
律师在没有法律保障机制下执业的困惑从两方面体现：
首先，当律师权益在行政机关遭到侵害时，或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时，律师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但接下来的不利后果至少有以下方面：
其一，既便官司打胜，行政机关仍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法院又奈他如何？在一个缺乏法律权威的国家，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在这种最好的结果面前，律师仍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其二，用自己的辛劳收入与以国家财政支持的行政机关或拿着国家俸禄的人员进行旷日持久的官司，你陪得起吗？
其三，得罪了这些职能部门，他偏偏就是不给你配合，你又如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何况“为别人的豆子炒坏自己的砂锅”，律师经得住吗？“砂锅”可是律师的衣钵。
这种情况虽然使保障律师权利的途径名存实亡，但毕竟是告状有门，而另一种情况就更是玄而又玄了。这就是倘若被检察院、法院侵犯了自己的权利时该怎么办？法律似乎也已有规定，这就是申诉、控告！但向谁申诉、控告？由谁受理？统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有谓叹“苍天在上”。
在此，笔者想起了江西大华律师事务所贺欣律师的遭遇。一个经司法部门注册的执业律师，江西省莲花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春庭竟用书面形式剥夺贺欣律师在莲花县任何法庭出庭的诉讼权利。这一事件，连稍懂事理的人，也明了谁是谁非。贺欣律师申诉了、控告了，但告了几年，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机关受理，给他一个稍微说得过去的“说法”，而李春庭院长一纸诉状，状告贺欣律师诽谤罪，一起诉就立即受理。
如果每一个时代的进步，每一个文明的进程都需要有人作出牺牲，需要有人作出铺垫的话，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但反之，当这样的牺牲被淹没在一片浮躁之中，一片喧嚣之中，则这样的牺牲是不值得的。于是，作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己任的律师，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息事宁人，忍气吞声。这就造成一些职能部门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律师权利，最终是践踏全社会公民的权利。
英国著名律师布鲁厄姆信奉的原则是：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但当一个律师作出了牺牲，承担了风险，不仅拯救不了当事人，连自己也拯救不了的时候，这位大律师定是另一番论调。而这，恰恰是中国律师的尴尬。
（二）“程序工具主义”、“程序虚无主义”的思想也极大妨碍了律师的执业。
所谓程序，指为追求和达到某种目的而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步骤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其目的是防止或限制司法裁量权力的恣意、专断与滥用，维护法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它有其自身独立价值。
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则是重实体，轻程序，程序不过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只要能达到目的，工具的取舍就不重要了。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中，不论在立法上、执法上都体现了这一工具主义的思想。在原来的《刑诉法》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时候，应当撤销原判。正在适用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仍规定：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就是说，如果违反了法定程序，但没有影响正确判决的，就可以不撤销原判，可以不发回重审。新修改的《刑诉法》对此作了历史性的改进，但执法中工具主义思想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比如，在河南省某县，绑架人质、索要债务的事件愈演愈烈，一年之中发生六十余起。非法拘禁本是犯罪行为，而该县管政法的领导竟如此辩解：“我国法律不健全，尤其是经济纠纷，得交这费那费，起诉、审判，判决生效后，才能执行，一两年要不回三角债是常事，还是这办法最直接，最简单”。为了目的的需要，不仅不需要起码的程序，甚至于以犯罪手段达到，可见这种工具主义的陈腐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
从一定意义上讲，律师制度就是一种诉讼程序，在工具主义、程序虚无主义的观念笼罩下，当律师能为他们所用时，他们就欢迎，反之，当律师与他们的意见相左时，当律师的工作不便于他们随心所欲时，他们就不予配合，甚至责难律师，这就是律师的执业难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
（三）我们有部分律师不注意自身形象及维护整体形象，导致律师形象不尽人意，社会评价偏低，使律师执业障碍增加。
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律师与律师之间，律师所与所之间各自为战，相互拆台，相互贬损，缺乏团结、互助的精神，形成不了统一的力量，这就大大削弱了这一执业群体对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同时，连律师内部都缺乏起码的尊重又怎能指望社会的尊重呢？
另一方面，个别律师道德品质太差，连做人的基本准则都不具备，却以律师的名义在社会各阶层招摇撞骗。他们在具体执业中，不是研究案件本身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而是动辄就是讲“摆平”，讲“勾兑”，把律师蜕化成掮客、讼棍，甚至是司法程序的腐化剂。这些律师的存在，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对律师整体形象具有毁灭性的破坏作用。〕
在执业实践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两种人对律师的评价最高，对律师的工作能给与积极的配合。其一是从未接触过律师的。在这类人的心目中仍保留着律师的神圣光环。其二，是只接触过为人正派品德高尚的律师的。这类人以律师为楷模。可见律师的整体形象对律师执业何其重要。
（四）在社会各行业中履职的人员中，有过律师经历的人几乎为零，以至各部门对律师的价值认同感普遍较差。
由于我国律师制度发展较晚，从社会各行业涌入律师队伍的人员大有人在，而从律师反向流动到其它各行业的则廖廖无几。这就造成律师对社会其它各行业了解得很深、很细，而其它各行业对律师却了解得很粗、很浅，律师能理解其它各行业的难处、艰辛和价值，而其它各行业却很难理解律师的难处、艰辛和作用。缺乏天然纽带，使沟通和交流变得愈加艰难，这就是中国律师不同于欧美国家律师的现实处境。
（五）法制观念淡漠，司法舞弊猖獗，使律师作用降低，律师正常执业艰难。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人治社会。法制观念、民主意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样的历史惯性影响下，既便是律师的正常执业也常常要借助于人情、关系等法律之外的因素。使得律师的疲惫往往不是由于案件本身的艰辛，而是由于案外的因素。更有甚者，某些执法人员完全避开律师，“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使司法舞弊越演越烈。正常的服务步履维艰，不正常的交易大行其道，在现实中绝不少见。
三、面对律师执业难的处境应采取的对策。
首先，加强律协的作用，使律师有一个真正的归属。
不可否认，律协在律师维权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律协的工作距律师的要求还很远很远。笔者建议，为了给律师执业以法律保障，每一届律协都应当成立一个常设机构，聘请专门的律师，并从律协会费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律师维权基金。当律师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律协的聘任律师应当是受侵害律师的当然代理人。费用从维权基金中拨付。使律师个人在遇到纠葛时，不至于孤立无援，或陷入旷时持久的诉讼中，以至于无法开展业务。律师有了严密组织保障、法律保障，才敢于理直气壮地行使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才敢于与社会不正之风及司法舞弊作斗争。否则，让律师个人与强大的各种社会不良势力拼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这对于善于审时度势的律师显然不会走此下策。长此以往，律师势必名存实亡，民主、法制建设终究成为一句空话。
其次，不仅从立法上体现程序的独立价值，更要在执法中切实体现出来，以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在肯定程序的独立价值方面，新《刑诉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即在诉讼中只要有程序的违法就否定诉讼结果，而不在于以是否影响公正判决为标准，但随着公、检、法实施新《刑诉法》的《规定》、《规则》、《解释》的出台，已将一部完整统一的《刑诉法》分解得肢离破碎，他们的制定都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为我所用，限制他人”，因此，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统一的实施《刑诉法》细则，并对疏漏之处及时予与补救，可谓当务之急。同时，在各级各部门执法者中大力加强“程序独立价值”教育，使司法正义与公正“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
其三、通过各种媒介，大力宣传律师形象，还律师本来面目，减少社会偏见。
应该说，在律师队伍中，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每一位成功的律师往往都有一段不平凡经历和许多引以为自豪的案例。但因为种种原因，也包括“律师的成功，往往是公检法的失败”这样的认识，使得律师的宣传往住局限于在律师内部刑物上宣传数得出的几位，社会公众了解甚少。特别是律师、律师所的性质，目前立法上尚且模糊，也难怪公众的偏见和误解。因此，从立法上明确律师及律师所的性质，并大力宣传，注重舆论导向，这是解决律师执业难的一个有效途径。
最后，“外塑形象，内强素质”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该落实在每一位律师的行动中。
这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全体律师应团结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正义力量，让社会看到律师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所起的历史作用，同时自觉、自律，每一位律师从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一事一讼中为中国律师形象增光添彩。律师的路是律师自己走出来的，律师形象也是每一位律师塑造的，反过来，正如江平教授所言：只有你所从事的职业是光荣的，神圣的，你个人才是光荣的。
另一方面，对我们律师队伍中的败类，应该奉行这样一个准则：谁砸律师的形象，每一位律师都应该挺身而出，砸他的饭碗。只有律师作为律师整体形象好了，社会才会予以承认，社会评价才会提高，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律师的执业环境才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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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近日出现首例所谓的"辩护人妨害作证"案--因证据不足，被控诱导作伪证的律师，一审被宣判无正岁罪。关于律师执业风险，应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此案本身及结果似已不再重要，但这种律师涉法案件鲜活地出现却不能不引起我们些许的思索。
律师虽然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但律师并非手持权柄如公检法司人员一样的执法者，而是当事人私人权益的维护者。正是这种"私权"的代表性质，加之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有偿性而带来的商人特性，致使律师长期扮演着类似于"个体户"般的社会角色。而这"个体户"却又不得不与代表"公权"的公检法司进行着法律与智慧的博弈。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我们步履蹒跚地构建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个体户"与把持着司法话语权的公检法司相比处于事实上的弱势地位。
事实上，律师进行法律博弈的背后往往是互相对立的利益归属的较量，这种较量在律师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技能光鲜外表之下尤显其激烈对抗性。如果这种激烈对抗不能完成进入程序和实体公正、公平、公开的既定轨道，譬如正义的天平一旦向夹杂着个人膨胀私欲的非理性因素倾斜，而无论这种非理性因素是来自于代表拆斗"公权"的司法者，还是代表"私权"的律师，这种博弈的受伤者更多时候会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律师。所以，必须无奈地承认，"个体户"的职业属性和社会角色是产生律师执业风险的重要原因。
退而言之，即使这种博弈并未夹杂着个人膨胀私欲等非理性因素，在案件进行过程中代表"公权"的司法者和代表"私权"的律师，均依法依程序公正为之，但利益最终的承受者--双方当事人，是事实上案件进程的最密切关注者。通常并不通晓法律的当事人最为关注的是案件的输赢和自身利益的享用程度，而不是法律程序的严格遵照和社会正义的广泛宣扬。基于这种偏好，实践中并不鲜见当事人在律师为其案件奔走呼号的不备间隙暗施伎俩，隐瞒、歪曲、虚构一些对其有利的事实或证据，而并不是任何时候律师都能凭借其智慧和经验将其去伪存真，即使是一个崇尚正义坚守人格的律师。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事实上的广泛存在，律师不知所以而当事人暗中为之的伎俩往往也难以及时为公检法司明察秋毫，加上公检法司天然的职业质疑特性以及与律师对抗地位的举御睁客观存在，再有当事人预设的推卸，律师无端地被冠之以妨害、伪证等罪名在实践中也并非罕见。近年频见于各种媒体的律师涉法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律师职业风险虽涉及民事、行政和刑事各领域，但实践中律师身陷的罪名就有伪证罪、包庇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之多。无怪乎刑法第306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38条）被称之为悬在中国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当然，有些执业律师职业道德低下，为牟取非法利益以身试法自不在此论。
无论是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简称旧法）还是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简称新法），都明确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法明确规定律师提供服务的对象是"当事人"，而代之以旧法那样泛泛规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在此基础上，新法更是明确提出了律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责任。换言之，新法在内涵上要求律师要妥善处理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即律师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弘扬社会公平正义等理念。
可见，新法对律师的职责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种层次的提高意味着律师将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又直接或间接地增大了律师执业风险。因此，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建立事先预测和评估风险的机制，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严格规范执业行为，把执业行为控制在规范化的轨道之内，最大限度地规避和杜绝执业风险，恐怕是执业律师应当慎重思考的必修之课了。
作者简介
魏雁飞，男，1978年生，中共党员，湖北襄樊人。硕士，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现供职于海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科员。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兼任政府公职律师。近年在正义网、中国法院网、海南日报、今日海南、海南经贸、大律师网等各类媒体发表法律文章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