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师可会见看守所在押人员(律师会见权最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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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多久请律师黄金时间

可以。
1、刑事案件立案后，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为了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这项权利，侦查人员在讯问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律师。拘留属于强制措施的一种，所以一旦被拘留，就可以尽快请律师帮忙。
2、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拘留，是指扣留，拘禁。一般分为三种，分别是刑事拘留、行政拘留以及民事拘留。其中刑事拘留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行政拘留属于治安行政处罚；民事拘留属于司法行政性质的处理，是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刑事拘留的适用以《刑事诉讼法》和《逮捕拘留条例》为依据；行政拘留的适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依据；民事拘留的适用以《民事诉讼法》为依据。
公安机关执行拘留时，必须_示拘留证，并责令被拘留人在拘留证上签名（盖章）、捺指印。拒绝签名（盖章）或者捺指印的，执行拘留的人员应当予以注明。被拘留人如果抗拒拘留，执行人员有权使用强制方法，包括使用戒具。
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所谓“有碍侦查”的情形，是指：
1、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2、可能引起同案犯逃避、妨碍侦查的；
3、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与犯罪有牵连的。在上述情形下，可以不予通知，但上述情形一旦消除，即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公安机关及其他专门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讯问过程中，发现不应当拘留时，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的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拘留有以下特点：
1.有权决定采用拘留的机关一般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自侦案件中，对于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以及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犯罪嫌疑人也有权决定拘留，法院拥有司法拘留的决定权，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管是公安机关决定的拘留，人民检察院决定的拘留，还是人民法院决定的司法拘留都一律由公安机关执行。
2.拘留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采用。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来不及办理逮捕手续而又需要马上剥夺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的，才能采取拘留;如果没有紧急情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时间办理逮捕手续，就不能先行拘留。
3.拘留是一种剥夺公民自由的强制措施。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相比较，拘留的特点在于完全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而非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就剥夺公民自由而言，拘留与逮捕具有相似性，都属于羁押的一种，因而也只有在确有必要时才能采用。
4.拘留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拘留的期限较短，随着诉讼的推进，拘留要及时予以变更，或者转为逮捕，或者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或者释放被拘留的人。
5.拘留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只能适用于法律严格规定的情形。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二十八条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
（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依法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
（四）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
（五）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六）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
（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第二十九条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按照约定为委托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法修订了吗

律师法的修订，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设定使司法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不平等的天平向弱者倾斜
　　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的标志。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师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大举措，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不断完善。律师法的修订，为有效解决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设定使司法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不平等的天平向弱者倾斜。这种法制的完善使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维护，有利于律师以其合法的职能来维护刑事诉讼弱者的合法权益。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律的协调统一，届时，刑事诉讼格局将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据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要受制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是否批准，何时批准，批准会见的时间，会见的次数，会见的内容，均取决于侦查机关。律师完全处于被动局面。由于侦查工作具有时限性，封闭性，保密性等特点，侦查机关一般情况下，并不希望律师及早接触犯罪嫌疑人，安排律师会见，往往在案件突破之后。因此，在相当范围的地区，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及时批准的属个别，不能及时批准会见的为普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受时间限制的属个别，限制时间的为普遍;同意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两次以上属个别，只允许律师会见一次的为普遍。由于律师不能完全自主地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往往成为摆设，不能充分发挥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是律师界的普遍呐喊，也是一些律师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不愿意承接当事人委托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状态，修订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会见，不需侦查机关批准，不受会见时间、次数的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职责受制于侦查机关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扭转。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如果说律师取得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是一种形式状态，那么律师取得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则是实质状态。二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目前，律师尽管能够得到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但完全达不到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谈的程度。其原因一是法律上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而实际上侦查机关几乎都派员在场。在此情况下，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双方涉及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证据的调取等案情的探讨;对是否受到体罚虐待、逼供、诱供等侦查人员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都会由于侦查人员在场而使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的会见交谈势必有所保留，且无可奈何。二是侦查机关的约束。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实践中，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容易，但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则受限制。有些案件，侦查机关需要审查律师的会见提纲，明确告之和犯罪嫌疑人禁谈案情。这就使律师求之不易的会见权受到实质的限制和剥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此明确，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侦查人员在场监听的局面，也不允许其他形式的监听。由此，律师可以在法律和职业纪律允许的范围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自由交谈，以期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取得对犯罪嫌疑人有效的法律帮助和对其利益的维护。
　　三、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刑事诉讼举证、质证、认证制度方面已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对抗思想的合理因素，但另一方面取证制度仍保留传统的职权主义色彩，控辩双方取证显现明显的不平等对抗。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第九十六条仅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诉、控告权，申请取保候审权，了解涉嫌罪名权和会见权，并没有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存在着妨碍侦查的极大风险。而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对此有了较大突破。该条款除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外，还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该条款并没有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排除在侦查阶段之外。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及亲属所提供的案情，根据自已对案件的分析，通过调查取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和减轻处罚的证据，以使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及时全面调查案情，提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侦结意见和审查起诉意见。
　　四、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辩护权是指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而进行申辩活动的权利。辩护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职能之一，刑事诉讼的进行依赖于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交互作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刑事诉讼的进程。辩护制度在诉讼中的意义，一是制约侦、控、审活动，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客观了解案情，正确运用法律，保持案件质量;二是体现了诉讼的公正和民主，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的作用，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按照刑事诉讼理论，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贯穿于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庭审的全过程。但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定位仅仅是受侦查机关制约的，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人员，侦查阶段的律师还不属于辩护律师。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称谓，只有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律师的角色方称为辩护律师，才具有法律规定的辩护权。之所以认为修订后的律师法使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是因为尽管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是辩护律师，但实际上也可以行使辩护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辩护意见并不会受到侦查机关的拒绝，只不过因为律师在现有阶段因权利所限，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而已。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除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之外的一切权利，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辩护权具有动态性，即伴随着控诉权的行使而行使，有控诉才有辩护，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指控涉嫌犯罪受到讯问或羁押，律师此时不能提供辩护，有悖刑事诉讼的宗旨;辩护权具有针对性，辩护权是针对控诉方所指控的具体罪名和涉案事实而进行的相对性辩护。不同阶段辩护律师依据所知悉的控方指控内容可以发表不同的辩护意见。既可以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进行辩护，也可以选择在审查起诉或者法庭审理阶段，针对控诉方的指控及时进行辩护，具有较大的辩护空间。毫无疑问，律师通过侦查阶段在行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的基础上，提出辩护意见，对于侦查机关全面研究案情，客观收集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
　　五、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在此阶段接触案件材料仅限于侦查机关的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而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指控涉嫌犯罪的事实往往笼而统之，鉴定材料仅是证据之一，不能囊括全部案情。律师接触案情狭窄，不能了解掌握控方的主要证据，所以，客观上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相比，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时，律师提供辩护意见的针对性、客观性和完整性均受到影响，很难提供有效的辩护意见。通常，律师只要认为案件需要起诉，一般不向公诉机关提供辩护意见，待案件移送到法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后，再发表庭审辩护意见。本次律师法的修订在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对于辩护律师及时掌握控诉证据，及时与犯罪嫌疑人核对涉案事实，有针对性地收集辩护证据，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