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律师会见时间规定是怎样的法律知识(刑诉法不许律师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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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中辩护的原则有哪些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因此辩护原则不仅是一项刑事诉讼原则，而且还是一条宪法原则。
一）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
我国法律规定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是不附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没有“但书”规定的限制。这就表明：� 　　1．辩护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贯穿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不受诉讼阶段的限制。被告人具有辩护权，同被告人是否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进行辩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是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派生内容，不能概括前者的全部。被告人请辩护人辩护可能要受到诉讼阶段的限制，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到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才可以请辩护人进行辩护，但这不等于说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就没有辩护权。实际上任何人从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开始，就享有完全的辩护权，在侦查阶段他完全可以自行行使这项权利，侦查机关也有义务保证他们行使辩护权，应当在调查案件的同时认真听取他们所作的申辩和解释。�
2．辩护权不受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行轻重的限制。无论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都享有平等的辩护权。对那些被控犯有重罪、可能处以极刑的被告人，更应充分保障他们依法所享有的辩护权，以防止出现错案，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因为被告人有罪、罪重，应当予以严厉制裁，就限制、剥夺其辩护权，这是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相违背的。�　　3．辩护权不受案件调查情况的限制。无论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被告人都依法享有辩护权。即使是当场被抓获、人赃俱在的现行罪犯，对其依法所享有的辩护权也不得加以限制。被告人的辩护并不仅仅是司法机关查明案情的一种手段，不能根据司法机关查明案情的需要而决定取舍，对辩护必须作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加以保障。何况案件事实清楚并不等于适用法律正确，更不等于充分考虑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各种因素，被告人的辩护权并不因此而失去存在的意义。�　　4．辩护权不受被告人认罪态度的限制。无论被告人是否认罪，是否坦白交代，均不能作为限制其辩护权的理由。因为被告人无论是否坦白认罪，都有权提出有利自己的证据和理由进行辩护，应通过辩护来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也不因此而改变，不能将被告人否认有罪或罪重的辩护当作抗拒行为加以限制。是否坦白认罪的态度如何，仅在被告人有罪时表明其是否悔罪和其社会危险性的程度，在定罪以后，可以作为量刑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不应作为限制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理由。�　　5．辩护权的行使不受辩护理由的限制。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并不等于被告人一定都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情节，平等的辩护权不等于有相同的辩护理由。权利的享有和行使与实际辩护理由的多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况只有在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之后，才能得知其理由如何，所以不允许以被告人没有什么辩护理由为借口，而限制或漠视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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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机关负有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义务
权利主体享有的权利是以义务主体承担保障权利实现的相应义务为基础的，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保障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义务是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的核心内容。根据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在保障被告人辩护权方面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主动告知被告人有哪些诉讼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 2．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对被告人行使辩护权所采取的方式不应苛求。被告人在行使辩护权时，可以采取法律规定的任何一种形式，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既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委托他人辩护；既可以在侦查、起诉阶段提出，也可以在审判过程中提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司法人员都应当许可；�3．司法人员必须认真听取被告人提出的辩解、反证或申诉，并切实采纳被告人的合理辩护意见；4．司法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限制或者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

刑事诉讼法中辩护的原则包括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诉讼原则，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作了明确规定。辩护制度是实现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辩护针对侦控机关施用刑罚的主张进行反驳和抗辩，是现代刑事诉讼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职能之一，也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诉讼权利。刑事代理则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名义参加诉讼，进行活动，又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法律后果的一项法律制度。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和代理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二者作为两项基本制度，有着很多区别。笔者在这里拟先分别阐述辩护和代理的相关内容，而后再对二者做一比较研究。 　　一、刑事辩护制度　　(一)辩护制度的演进。辩护制度起源于西方社会，有着久远的历史。《十二铜表法》中明文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辩护存在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权益，因此这与中世纪欧洲所盛行的纠问式诉讼模式格格不入，所以在这一时期，辩护原则是徒有虚名，跌入低谷。待到历史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抗式的诉讼模式逐渐取代了纠问式程序，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立法中重新肯定了辩护原则，首先规定被告人辩护权的是英国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而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护作了更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得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不断发展并趋于完善。　　再看我国辩护的历史演进。在刑罚用于残酷镇压的封建时期，基本上完全否定了被告人辩护权利。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是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最早的立法规定是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而后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和1941年分别制定和颁行了《律师章程》和《律师法》，构建了一套辩护体系，虽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但是还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建国以后，新中国辩护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历史时期的特殊原因，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空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向前推进，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1996年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从而使被告人能更充分的行使其辩护权，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又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对于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的建设又迈进一大步。　　(二)刑事辩护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笔者在这里拟重点讨论委托辩护中的辩护律师的作用。毫无疑问，律师辩护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能展现辩护魅力的地方，往往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的修正，犯罪嫌疑人得以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作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及辩护人有与控诉一方平等的向法院举证证明案件事实的权利，但不能否认，在具体程序设计上，也有疏忽和不合理的地方，律师辩护中存在下列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里的一个最大缺陷在于只规定了律师可以做什么，并未明确在侦查阶段律师属于法定诉讼参与人中的哪一种，于是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多种称谓，目前较为通行的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律师”，但这些由于法律未予明确定位，都有违刑诉法第82条第4项所列明的诉讼参与人的称谓规范，同时仅根据律师某项具体工作内容来给这一阶段律师的诉讼角色定位未免失之浅薄。　　2、关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会见权”和“会见批准权”问题。会见难，侦控机关找借口百般阻拦是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才须经侦查机关批准，其余案件，律师会见无需经过批准，侦查机关必须依法安排。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远非这么简单，部门之间相互推倭，各种不合理借口，律师会见非常困难，即使最终被允许，也对会见中各项活动作了各种严格的限制和束缚，根本不能很好发挥律师作用，也不符合刑诉法设立本条款的立法目的。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由于法律未进一步规定在场目的和方式，所以司法界和律师界对此理解不一。在操作中，许多侦查机关为了顺利破案，将法律规定的“可以”变成了“应当”，显然，你不能说它不符合法律，造成这种弊端的根源在于刑诉法对此处的改革不彻底，留下了漏洞。这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立法本意，无论是联合国制定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还是《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都规定，律师会见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用目光监视，即“看得见，听不见”规则，只有这样，在押人才会放心的和律师交谈，使其打消各种顾虑，律师也能够根据情况，提供切实有益的帮助，否则这种会见只会流于形式，走过场。　　3、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刑诉法修改之前，辩护律师在查阅案卷材料问题上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不存在问题，虽然律师介入时间较晚，但却可以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对案情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大为提前，但对阅卷权问题却面临严峻挑战，根据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可查阅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由于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故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只提供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其他部分案件材料不向法院移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无论在哪一阶段，辩护律师都不可能看到全部案件材料，怎么能使辩护律师在开庭前作充分准备?出庭时又怎能对控方未移送的证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质证和反驳呢?